中医学讲求生成之道，生态的东西重视和谐、适中；西医讲究构成之学，构成的东西追求精细、实证。因此说，中医与西医虽然都说整体，但是，它们所说的整体是不一样的。

      中医的整体观视野大，除了人体自身之外，一定要研究人体所以能生存的环境，必然要推求天地自然对于人体的决定作用。西医的整体观小，研究人体的构成，一定要排除非人体的外界环境，向人体内部寻求生理机能的说明。由此可见，中医说整体观的时候，是立足于人体，眼睛向外观察自然界，当然，也要了解人体自身的各个部分的整体性，不过人体这个整体是一个小整体。西医在说整体观的时候，把人体看成一个大整体，由此向内部进行解剖，视野越来越细小，探求人体的奥秘，直至细胞和分子。

      西医的生理学、病理学基础，都是建立在微观建构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医学的基础，则是来源于对自然界的细致观察。中医了解人体的健康状态，靠的是“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中医在了解脉诊的时候，也不是只把玩一段桡动脉，体察它的形象，而是要把脉搏的形象，与天地自然的变化连起来考虑，叫做“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补泻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

      中医研究人体，为何一定要扯上自然界呢？原因就在于古人认为，人体一刻也不能离开天地四时而生存，这就是生存的“硬道理”。所谓“升降出入”，也就是人体必须与自然界交换物质，一刻也不能停止，否则就会导致生命的危机：“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

      不仅“升降出入”的生命运动不能停止，而且这种运动必须是一种“中和”状态，太过、不及都是病态。从自然界进入人体的气体、饮食，“入”不能太过、太多、太快，也不能太少、太慢，否则就是病态。出的汗液、尿液、粪便、气体，如果太过、太多、太快，即是病态；不及、太少、太慢，也是病态。而出入过程的停止，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因此，“升降出入”的适中、和谐，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规律，是生命的大道理、硬道理。

      《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古人的性命之道，也就是天地自然之道，是按照生命规律办事的基本法则。研究生命的基本法则，就是修道，就是教育的责任。这样做的道理，就是因为这种规定性，是“须臾不可离”的“硬道理”，这里没有灵活性可讲，没有妥协，必须服从。

      《中庸》作者对于人体和自然界规律的认识，是十分认真和严肃的。因此，其接着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是说，古人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是以十分虔敬的态度，追求真知灼见，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

      《中庸》作者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告诉后人的是什么道理呢？令人难以置信的竟然是中医学的有关知识，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喜怒哀乐”是人体的情绪，中医称之为“七情”。七情“未发”，怎么被称为“中”？这似乎很难理解，其实不然。中医认为，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肺在志为哀，这是正常的情志变化，发出来的时候，只要合乎“适中、和谐”的原则，就是正常的情志变化，因此，《中庸》说“发而皆中节”。这种状态才可以称为“和”，而情志太过，过喜、过悲、过哀的“失和”状态，就不是“中”，就是病态。

      “喜怒哀乐之未发”，并不是没有喜怒哀乐，而是隐含于中，不突出一脏的情志，五脏之间处于和谐状态，是人体的正常表现；遇到应该“喜怒哀乐”的情况，就应该表现出“喜怒哀乐”的变化，否则就是麻木不仁，是一种失常的、不到位的表现状态，就不能称之为“中”，也不能称之为“和”。喜怒哀乐表现得很到位，既不太过，也不不及，就是“和”,是五脏功能正常的外在表现。《中庸》作者强调的是“皆中节”，它表示的意义是很严谨的。

      适中、和谐是人体健康的基本原则。那么，人体健康怎么可以称为“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呢？

      试想，普天之下，人们要么“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要么一有“喜怒哀乐”表现出来，都能够“发而中节”。这样的社会，难道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社会吗？不是一个人与自然十分和谐，分外美好的一种景象吗？

      因此，古人深信“致中和”之后，就可以“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谐生物，天地与人，都处于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难道不是一种很高的理想吗？

      中医学就是孕育于这样的中华文化之中，发展于这样的“致中和”的追求过程之中，生生之道不息，可持续发展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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