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年轻人，获取性知识的渠道大致相同。男性的性知识来源，分别是“网络”、“实践”和“读书”，普遍认为对男性很有吸引力的“毛片”列第4位。女性则更注重“实践”、“读书”和“网络”。专家们更关注的“父母教育”却排名“垫底”，仅有0.6%的男性和2.8%的女性采取这一方式。另外，通过“学校学习”性知识的男性仅为7.5%，女性为10.7%。

　　“我曾说过，中国99%的成年人是性盲，没有接受过系统、科学的性教育。这个观点到现在依然适用。”彭晓辉说，这个责任并不在年轻人本身，而在于社会、教育体系没有给大家提供正规的学习渠道，在于信息传播被堵塞了。学校、社会、家庭应该是性教育的三位一体，需要和谐、统一地结合。学校是主导，社会是宣传主体，家庭则是随机载体，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

　　邱鸿钟说：“在我主编的《性心理学》中就已经指出，性教育不仅与人格发展、心理健康有很大关系，它也与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密不可分，应该引起各界高度重视。但目前我国在各年龄阶段人群的性教育还非常薄弱，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教育管理部门、教师和家长，对性教育的认识相当不统一。其次，性教育的内容不应仅限于性生理和生育知识，而是要将重点放在性别角色的社会化教育以及性病预防上。再次，个体获取性知识的途径应该依不同的内容而有所不同，例如家长应该重在性别角色、性卫生、性安全、婚育的教育上，而学校应重在性别交往、人际沟通的教育；性生活的技巧则应留待结婚后的夫妻实践和继续学习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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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成人有婚前性行为

    1989年，国人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是15%，到1994年，这个数据“蹿升”至40%以上——这种变化在其他国家，大概要经历一两百年才能达到。而在《小康》杂志的报告中，当下国人有婚前性行为的比例达71.4%；仅有24.6%者不认同这一行为。

　　“美国波斯纳教授在《性与理性》一书中明确指出，婚前性行为将使婚后婚姻稳定性降低。”邱鸿钟说，“从我长期从事的临床咨询看，婚前性行为带来的不良后果，是许多未婚青年所不了解的。其一，有些女性后来与男友分手了，不但很难接受失去贞操的事实，还可能出现抑郁等情绪障碍，甚至自杀；还有人担心，如果告诉了未来的丈夫，可能面临再次被抛弃的危险。其二，可能产生未婚先孕、流产、被传染性病等危险。其三，有些人分手后，仍怀念前男友/女友，那在婚姻中，他/她的性生活就可能受到以前性经验的干扰，由此造成不性福的隐患。”

　　对此，甄宏丽则持另一种态度：“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是全世界最高，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即男性22岁、女性20岁。事实上，当人们达到法定婚龄时，早已过了性心理和性生理的成熟阶段。我在荷兰进修性社会学时，当地人听说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后，认为若没有婚前性行为，是不可能的，是另类。”

　　彭晓辉则认为，我们应该反对的是“婚前生殖行为”，即不要“未婚生子”。一味抑制性生理行为，是对人欲的压制。因此，对于“婚前性行为”，应该采用“大禹治水”的方式，疏导分流，引导年轻人自我保护，合理宣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