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中华医药史说到底其实就是人类同自然灾害和疾病顽强抗争的历史，扁鹊、华佗、孙思邈、张仲景、李时珍……无疑是这场旷日持久斗争的先驱和勇士，毋庸置疑，“四大怀药”则是历代名医、药王们最锐利的“匕首和投枪”。历经千年的锤炼，“四大怀药”又被精雕细刻成上千个名医处方，“六味地黄丸”恰如横空出世的“杀手锏”，以其独特的滋阴补肾功效几乎被奉为经典，以“千年补养第一方”之名长盛不衰。

        凡事皆穷其本源。相传唐高宗永徽年间即公元６５０年，怀川地带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药王孙思邈闻讯，迅速赶到这里查看疫情，并用这里的四大怀药配制屠苏酒，很快便遏止了瘟病的流行。从此孙思邈一方面号召怀川百姓大面积种植四大怀药，以便用于平日的用药治病，一方面认真对当地的草药进行研究，前后历时２８载，终于写就了惊世名著《千金方》。孙思邈在长期的摸索中用采来的地黄、山药再加上其他四味草药配制成了一种丸药，用于温补肾阳，强身健体，据说这就是今天的六味地黄丸。这六味地黄丸具有极高的药效，且没毒副作用，所以常年可服用。药王的徒弟们，人人学会了炮制方法，都会制这种丹药，并把它广传开来，很受世人欢迎，一直流传至今。药王孙思邈用四大怀药制屠苏酒的故事在当地县志有准确的记载，而关于六味地黄丸来源的说法只能归于野史，但却也说明了它和四大怀药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

        要论起六味地黄丸的真实来源不能不提及宋代名医钱乙。在《小儿药证直决•卷下》中记载，钱乙根据东汉医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书中的肾气丸，去掉温燥之附子、桂枝，将味甘苦而性寒的干地黄易为味甘性温，补肾生精作用更强的熟地黄，取六味之滋润以补肾阴，创立了六味地黄丸。钱乙制作六味地黄丸的初衷原不过是用于治疗小儿的“五迟”（即今人所说的小儿发育不良）之症，但是他远远没有想到，六味地黄丸会在以后日子发扬光大，成为滋补肝肾、养生保健的千年良药。如果说，钱乙当时所处时代的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改写了世界的印刷史，那么六味地黄丸的出现可以说创造了一项世界医药保健史上的“吉尼斯”记录，从其流传年代的久远，惠及人群众多的效果来看，能出其左右者恐不多见。

        随着六味地黄丸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一些和六味地黄丸有关的古今趣闻也流传久远。在焦作博爱墚坡东边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千年古刹——月山寺。传说乾隆皇帝登位以后，三次到此朝拜，因为他的母亲当年从宫中出来便隐藏在此。他每次来后，都有大臣借机给他献宝，每次都少不了当地特产的四大怀药和六味地黄丸。因为疗效神奇的四大怀药和六味地黄丸使乾隆在应付后宫三千粉黛时游刃有余，于是便龙颜大悦，拨来巨款修缮月山寺。当地的六味地黄丸也被定为贡品。作为贡品的六味地黄丸在现代也上演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据说有省城一对夫妻，在将要分手的时候，决定驾车慕名来焦作云台山一游，也不枉为夫妻一场。游完之后，看游客们都带本地的四大怀药和六味地黄丸，于是便也捎了点六味地黄丸。谁知回去没几天，妻子再不提离婚的事了，并从此和好如初。成为今天广为流传的怀川佳话。六味地黄丸的作用涉及许多方面，有人把六味地黄丸比作美国的“伟哥”，而它更以其独特的滋补和无毒副作用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有病治病、无病防病，养生保健不可或缺的良方，成为老少皆宜的“大众情人”。

        六味地黄丸的疗效神奇、影响广泛，究其药理，是因为怀药为它描摹了浓墨重彩的绝世之笔。六味地黄丸由六味中药组成，地黄一味，为补肾之专品，滋补之主药，山药乃补脾的要品。二者贵为君臣，六味药相配，共同发挥补益肝、脾、肾的作用，效力全面。所谓“药出地道乃成良方”，虽然六味地黄丸传统验方没有把“熟地黄、干山药”写作“怀地黄、怀山药”，但怀地黄、怀山药被公认为地道药材。历代医家选用怀地黄、怀山药入药则是行内的规矩。倘若不是以怀地黄、怀山药作为地道药材，六味地黄丸这一圣方恐怕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正如傅仁宇在《审视瑶函•卷五》所指出的“此丸（指六味地黄丸）为益肾之圣药，而味者薄其功缓。乃用药者，有四失也。一则地黄非怀太庆则力浅；一则地黄非自制则不工，且有犯铁弊；一则疑地黄之滞而减少之，则君主力弱……。”由此可见，四大怀药之怀地黄、怀山药在六味地黄丸处于何其重要地位，发挥着何其重要作用。可以毫不讳言地说，若少了这两味地道药材，六味地黄丸也就根本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