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中医之论,如今回望,已是百年之身。

一百多年前那些西风东渐的岁月里,比尖船利炮、舶来商品更易打动闭塞的中国的,是对急性病见效迅速的西医,那是中国人认识西学的开始;而随后,西风化雨让中国的现代化意识疯长,此时最早一批被唾弃的“糟粕”里就有中医。

对于中医的认识和态度,隐含着对于与中医血脉相连的文化传统的认识,隐含着我们对于人自身的认识。

不久前,由朝鲜医家在400年前根据中医名家的学说以汉文编就的《东医宝鉴》,将由韩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作为世界记忆工程的一项。被误传的“韩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好像并未特别强烈地刺激那些陷于中医存废的吵嚷声中的人们。

对于最近的中医存废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中医“痼疾”的探讨,新华社播发的一篇报道称:拯救中医药,必先祛除文化“自虐”。

仲景牌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用于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遗精盗汗。

这篇稿件引述上世纪80年代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的话说:“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

不仅是中医之痛

1879年,国学大师俞樾(号曲园,是章太炎、吴昌硕的老师)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废医论》,旗帜鲜明地主张“废除中医”。

随后,一批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包括孙中山、胡适、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废医”主张,更是言辞激烈,事隔近百年,杀伤力仍在。

严复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陈独秀说:“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梁漱溟认为,中医只是“手艺”,“没有客观的凭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中医中药的讽刺更是影响深广——“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就连曾因病受中医惠泽的胡适也说:“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民国时期有一场更大规模的中医抗争运动。1929年,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的主持下,提出了“废止中医案”,最终因受到社会强烈抵制而未果。

“妓女、吸毒和中医问题都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曾在民国倡导“废除中医”的余云岫,在当了政协委员之后,

把中医和妓女、吸毒等问题相提并论。

这些在今天听起来仍嫌刺耳的极端之论,诞生于“天朝大国”快速坠落时强烈的危机感:中国要摆脱落后挨打,必须“脱胎换骨”,兴西学,弃旧学。到五四运动时期,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潮更加汹涌。

就在这些意图建立“新世界”、断然弃绝旧文化的声浪中,基于文化自信的民族自信也悄然失落。

传统文化作为中医生存的土壤越来越受到削弱,中医与自身的传统断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面对中医存废困境,不少专家学者呼吁,要拯救中医,先要拯救传统文化。

长期关注中医药发展战略的科技部专家贾谦认为,是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医学教育使中医质量下降,是近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几乎全盘接受让中医学元气大伤。

而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柳长华教授说,对于中医的误解源于整个世界传统文化的衰弱,在经济全球化的强烈冲击下,这已不仅仅是中医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