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典论述

远古时代，传染病名称很多，有疫、疫疠、疠疾、天行、时气、时行、温疫、温病、伤寒等。

早在《周礼·天官·冢宰》中就有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黄帝内经》中记载了预防传染病的方法：“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如何得不相易者”；

从汉代起，医书里都把传染病作为重点项目加以关注；

晋朝葛洪的《肘后方》记载了“虏疮”（天花）、“狂犬咬”（狂犬病）等；

其后的医书对疟疾、麻疹、白喉、水痘、霍乱、痢疾、肺结核等急性传染病及其辨证治疗办法都有明确记载。

2.病因病机

中医认为，有风、寒、暑、湿、燥、火的外部致病因素，也有人体自身抵抗力强弱的内在原因，体现了中医学内因以外因为发病条件的外感病的辨证观点。

3.流行性的认知

明末温病大家吴又可的《瘟疫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急性传染病的医学书籍，书中诸多独到见解对今天的湿热类传染病仍有指导意义。

如在流行性方面，认为戾气有强烈的传染性，无问老幼，触者即病；

在感染途径上，认为戾气主要从口鼻而入，初起邪气伏于半表半里之膜原……

4.防治措施

中医强调以预防为主，提出“治未病”的思想，采用“全神养真”、“避其毒气”、“顺应四时”、“调七情”、“节饮食”等措施。

这些认识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和对传染病的防治起着指导性作用。

《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到清末的两千年里，中国至少爆发过321次流行疫病，而作为民族瑰宝的中医药与各种瘟疫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对决，采取了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蔓延。

中医与传染病的殊死拼搏

中国历史上的战乱都曾引发的大规模的瘟疫，以东汉末年与明末清初为例。

1. 曹植在《说疫气》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据史书记载，这场名为“伤寒”的大瘟疫，使全国人口从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的5650万，锐减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的1600余万，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为汉代的十分之一。

此次战乱引发的大规模伤寒疾病，直接促进了“医圣”张仲景撰写出《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药辨证论治的原则，奠定了中医临证辨证论治的基础。

2. 明末清初，传染病连年猖獗，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六年（1408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瘟疫发生达19次之多。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

“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民有绝户，繁华大街如同静夜，无人行走。”面对此等疫情，明人吴有性于1642年编著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急性传染病的专著《温疫论》，首先提出“疠气”致瘟的病因学观点，强调病从口鼻而入，主张“疏利祛邪”的治疗方法。

3. 2003年非典时期，以邓铁涛邓老为首的中医人向政府申请主动请缨参与防治非典工作，彻底扭转了防治“SARS”的局面，创造了“零转院、零死亡、零感染、零后遗症”的奇迹。

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因非典死亡人数919人，病死率近11％，广州患者的死亡率为3.6%，单纯采用西医治疗的香港患者死亡率为17%，台湾则为27%。

邓老治疗非典时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中药早期介入，即在发热期就要用中药；

第二，坚持全过程的中西医结合，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第三，坚持临床个体化治疗与科学研究的结合；

第四，坚持辨证论治，以清热解毒、芳香化湿、扶正祛邪等主要治法。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瑰宝，对世界的健康保健事业都有杰出贡献，疫情当前，我们要发挥中医药优势，借鉴抗击非典的成功经验，共同战胜新型肺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