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问朋友,你知道张仲景吗?
此君那双迷茫的小眼睛布满疑惑地看着我,诚实地吐出令我无奈的答案:不知道。
我又问他,那你总知道“六味地黄丸”吧?
这回他回答得非常爽快:知道啊,不是补肾的吗?
我脆弱的心啊,便拔凉拔凉的!
为了让他知道张仲景有多么伟大,我几乎花去大半夜的时间,跟他讲“六味地黄丸”的原方,讲出自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后来如何在钱乙的改良下演变而来;跟他讲“杞菊地黄丸”、“金匮肾气丸”、“逍遥丸”这些我们常用的中成药皆为仲景所创或后人在其基础上化裁而来;讲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是人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全的医药著作;讲仲景为后人留下的269首方子,至今还被应用在临床;讲仲景首次提出“辨证论治”,使中医从此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并万分期待他能与我一样为张仲景而情动。
此君听完我的一番演说后,恍然大悟地对我说:你早把这些药名儿告诉我不就完了嘛,这些药我们家都有啊,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还觉得这个张仲景挺伟大的。
呜呼!我只能像个木头人一样顿在那里,额上挂着小丸子的三条黑线。
一直以来,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们就算不了解张仲景,至少也知道有这位优秀祖先的存在。然而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当激素、抗生素的发现者被世界人们无限崇拜时,何以“享受”张仲景所创方药一千多年的后世子孙们,却连张仲景是谁都不知道?!
仲景先师,你若有灵,可也会慨然忧叹?
一本千年之前的古籍,如今仍在启发我们的智慧,治愈我们的疾病。
一位千年之前的良医,如今仍在影响后世的医者,每思仲景,便泪水涟涟。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张仲景三个字却是陌生的,那么——
谁是张仲景?!
今天的河南省南阳市邓县穰东镇张寨村,是张仲景的故乡。古时候,这个地方叫南阳郡涅阳。
曾听到
张仲景名张机,生在豪强四起,瘟疫横行的东汉末年。
那个年代最有名的公众人物,当属刘备、曹操、诸葛亮这一拨人马。由他们联合上演的历史“枪战”巨片《赤壁之战》,即使过了一千多年,全世界仍有无数“炒蛋”(曹操迷)、“贝斯”(刘备迷)、“亮晶晶”(诸葛亮迷)们,为他们而痴狂。
而提起三国时代的名医,相信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华佗。事实上,大多数人对华佗、扁鹊、李时珍的印象都非常深刻,记忆中,唯独少了张仲景。
其实在畅销书《三国演义》中,就曾提到过张仲景,在张松与杨修斗嘴,纵论蜀中人杰的时候。有这么一段:文有相如之赋,武有伏波之才;医有仲景之能,
医有仲景之能——说的便是医圣张仲景。
只是就这么六个字,很快被读者飞转的眼球儿给忽略过去了。
仲景之能,究竟有多能?
我想从一个鲜为圈儿外人士所了解的故事说起:话说东汉末年,连年瘟疫,当时文坛著名的“建安七子”中,五人死于瘟疫。而死得最委屈的当属七子之首的王粲(字仲宣),正所谓生的伟大,死得憋屈!何出此言?因为他本可以逃过此劫!!
当时二十几岁的王仲宣虽然自幼身体羸弱,但是文才很好,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张仲景与王仲宣的交情不错。与王仲宣相处久了,十岁便开始学医的张仲景辨出他身上潜伏着一种名叫“疠疾”(麻风病)的病。一天,他对王仲宣说:“兄弟,你身上潜伏着一种病,一定要尽早治疗,要不然的话,四十岁的时候眉毛开始脱落,眉落半年以后,恐怕就要跟这个美好的世界say goodbye了。但是因为发现得早,你只要服用‘五石汤’就能把病治好。”
在当时,“麻风病”一度被认为是可耻的疾病,所以张仲景没有跟王仲宣说出病名,只把症状告诉了他。王仲宣以为张仲景在吓唬他,压根儿没往心里去。“五石汤”更是一次也没喝过。
过了三天,张仲景又来拜访王仲宣,见了面就问他:“五石汤按时服用了吗?”
仲宣对张仲景说,服用了。
张仲景用眼睛将王仲宣扫了一遍,对仲宣说:“唉,何苦骗我呢,如果你服了药,你现在的气色和证候绝对不会是现在这样子,为什么你要这么看轻自己的生命呢!”很无奈,但又必须走开,因为仲宣还是没有相信他。
二十年后,张仲景的寓言一一应验,王仲宣先是眉毛落光了,落眉后180天,便与世长辞。
临死之前,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这则被记录在《针灸甲乙经?序》中的故事,从此成为中医治未病的典范。
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看一眼就能大概摸清病症的人毕竟太少。能人所不能的仲景,便成了神一样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沉淀,关于他的故事与传说越来越多。
相传他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154年),辞世于建安最后几年(约公元215~219年),具体时间,未知。
相传他曾举孝廉,并做过长沙太守。
相传他在一次出诊的途中,为一个求诊的人诊出了兽脉,那人告诉他,其实我是山中一只老猿。他治好老猿的病,老猿以万年桐木相赠,后来张仲景用它做了两张琴。
关于张仲景的传说实在太多了,要不是晋朝的王叔和与宋代的王洙,偶然捡回《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残骸加以整理并传承下来,让而今的地球人,仍然能用张仲景的方剂养身治病,延年益寿,关于张仲景,也就这么传说下去了。
在今天这个浮躁的年代,对于神话和传说中的人物,只是要“颈仰”,却难以在意。也就是说,我们会用一个仰望的角度,去看待那些与天同高远的神人们,可就算仰到脖子酸了,也是“天高皇帝远”,他再神,与我何干?就连大文学家郭沫若也曾经信誓旦旦:就算到我死的那一天,也绝不会麻烦中医大夫。
断言中医跟他没有任何血脉关系!那么,与医圣张仲景更没有干系了!
然而,作为中国人,中医即使与你的现实生活没有瓜葛,张仲景即使与现实中的你我无干,也与我们的祖辈,我们的历史相干。由此,郭老是否有些过于自信和“单纯”?
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我们不妨将眼光从向“钱”看的时代转个角度,转身180度,回过头去看看浩瀚历史中,那一幕被我们遗忘的场景——
公元196年前,一座小镇。
正值午时,阳光散落下来,照着小镇上的破砖烂瓦,空荡街道,四敞大开的房门,却看不到一个人影。苍凉的风,卷起几片残叶,轻轻擦过裸露的皮肤。
你继续往前走,转个拐角,一个孩童出现在眼前,衣服破烂,露出大半个身子,一双恐惧的眼睛瞬间警觉起来,转身就跑。你追了过去,进了一座破庙,却看不见孩子。庙中间,躺着一个妇女,同样破烂的衣服,裸露的皮肤已经溃烂,腐烂的气味随着空气漫延。正惊恐时,庙宇周围由远至近响起号啕,那些哭声越来越真实,似乎不属于人类!是的,那是许多枉死灵魂的哀鸣,他们离去的那么不甘:因为在那样一个时代;君威不足以震天,奸臣当道;庸医无良,不识伤寒,祸患四起。无人能抵挡几欲灭国的瘟疫。
这并不是电影或小说里的桥段,而是发生在1800多年前的真实场面。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2003年的那场非典。不能忘记街面荒凉,家家闭门的场景。不能忘记那种连呼吸时,都深恐疫气会钻进身体的恐惧?而非典在今天的中医人看来就是瘟疫,还包括禽流感。
东汉末年那一场“非典”
事实上,中国人对瘟疫并不陌生,从公元369年算起,到1644年的明朝末年,光是正史,就记录了95次疾病大流行。只是东汉末年的那段瘟疫史,是历史上最惨烈,影响范围最大的一次,真的是“万户萧疏鬼唱歌”。
根据记载,东汉末年连年瘟疫,伤寒、传染病横行。中医所说的伤寒,可不是西医学中简单的伤寒杆菌,它包含了一切外感病证,小到感冒发烧,大到一切传染病。
在《三国志》的记载中,赤壁之战中,曹操想通过与孙、刘决战来统一中国的野心都被瘟疫蹂躏得支离破碎,老曹刚刚发兵,就“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从此成就了之后持续半个世纪的三国鼎立局面。
之后,当时号称“建安七子”的大文豪们,有五人先后死于瘟疫。
东汉的这场大疫,还使得中原南阳一户姓张的大家族,不到10年,全族200多人,因为感染伤寒死去三分之二。一个庞大的家庭,最后只有四十多人活了下来,其中,就有影响世界医学史一千多年的大医——张仲景。
曹植在他的《曹集诠评?说疫气》中,这样描写当时的瘟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试想,昨天还互相安慰、共同抵抗恐惧的亲人们,转夜间,便冰冷僵直。恸哭,成了邻里之间用来沟通的唯一语言。许多城镇成了名符其实的空城??
三国时代,当那些千古风流人物们跃马沙场时,“樯橹灰飞烟灭”;豪强四起,朝廷、官府形同虚设;兵祸绵延,对夹在战乱与疫病之中的百姓来说,“生灵涂炭,横尸遍野”不再只是成语,却是一句终言,终结了无数人的性命,也终结了一个时代。
至于医生,救命的医生,当时是这样看病的:病人来了以后,连椅子都还没坐热,三根手指头象征性地往病人脉上一搭,眼球转两圈儿,方子就开出来了,这些方子通常千篇一律,因为还没有人教给他们辨证,混乱的世界里,他们的眼睛中只剩下“孔方兄”。
更有甚者,打着“祖传秘药,专治伤寒”的幌子,用一些不值钱的药面儿捞黑心钱。
东汉最盛行的“神药”,还得算巫术。百姓宁可将一年的粮食钱,送给巫医们,等待他们的救赎。
混乱,绝望!是生存于那样一个时代的集体性悲哀。
也就是当人们迷惑并臣服于不可逆转的天灾人祸时,张仲景却更加清醒。
他本来就厌恶官场。
世事混乱,瘟疫横行,家人惨死,医道没落,使得劫后余生的张仲景下决心精研医术,控制瘟疫流行,根治伤寒病。在东汉五朝四分五裂之后,他弃官从医,到岭南隐居,专心研读医学古籍。
而在那个年代,医学似乎从未被真正重视过。一千多年前,做医生的比擦鞋、修脚的还不如,医生,是下九流的职业。许多文人生怕别人知道自己会医术,憋不住了,想看医书的时候,通常要去一间关好门,锁好窗的房间里去看。
在当时,巫医的地位比医生高得多,甚至许多贵族在病入膏荒时,也请巫医来蹦达两下。
张仲景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家里人都觉得他将来的道路必须跟官场有关,当“公务员”是既定的命运,如果再当个大官光宗耀祖,那就更能让家人欢心了。肯定想不到张仲景居然当了“属下流”的医生。
后来人们评说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这个勤字,不仅仅是赞美他几十年的潜心苦练,更是他心念大众的无私胸怀。
他不但将《素问》、《九卷》反复研读,更将《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一一精读,并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至建安十五年,张仲景终于完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伤寒杂病论》。
这部巨著,终结了国人受伤寒摧残的历史,并以“伤寒”的治疗为出发点,以一病为万病立法,一改古代以巫术形式驱疫的陋习,将流行病的治疗引上医道正途。由此,中医第一次有了规范,有了治则,后人称张仲景为医方之祖。
仅《伤寒论》就有5万余字,其中著论22篇,治法398条,113个处方和170多种药物至今还应用于临床之中。书中记载的方法、方剂可治疗一切外感病证,包括瘟疫。常能扭转一些大病和沉年疾病,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的医学典籍。
因为其处方的经典和奇效,张仲景的方子都被后人称作“经方”,历经千年不衰。
将人们从巫医的迷咒中唤醒
在《伤寒杂病论》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越人,说的是扁鹊。是哪首歌里唱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崇拜扁鹊的张仲景,10多岁时,就拜了同郡的名医张伯祖为师傅,学习医术,并很快超过了他的师傅。
之后几十年研读经典,加上瘟疫给他带来了人生的巨变,张仲景最终在一个混乱的年代成就了大医之道。
在当时,百姓生了病都找巫婆、道士来“请神驱鬼”,绝不会找大夫。政府部门忙着征来伐去,对这种现象不管不顾,使一些巫婆和妖道的生意异常红火,他们常常演戏一样的“看病”,拿着个破锣,在病人床前翻着白眼儿,唱两句“天灵灵、地灵灵,狐仙老爷显神灵”,再用“符水”洒上两下,便能将穷苦人家辛苦积攒的那点积蓄揽进自己的口袋。
无知的百姓为了活命,听任巫婆神汉摆布,钱是花了,命却没能留住。
因为精习医道,张仲景总希望用自己的正术,将百姓们从邪门歪道上领回来。每次遇到巫医们装神弄鬼,误人性命,他就出面干预,争辩,并用医疗实效来驳斥巫术迷信,奉劝人们相信医术。
有一次,张仲景遇见一个妇女,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还总是疑神疑鬼的。当时,妇女的家人认为她被鬼怪缠身,要请巫婆来为她“驱邪”,就是咱们常听到的跳大神儿。张仲景观察了病人的气色和病症,又询问了病人相关情况后,对她的家人说:她根本不是什么鬼怪缠身,而是“热入血室”,虽然已经到了末期,但还是可以救治的。
原来这个妇女在一次经期之前,受了风寒。这本来只是一个小病,但因为家里没有人懂医,病情拖了七八天之后,小病成了大病。病人胡言乱语、神志不清,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及时治疗,还去请巫婆神棍来缠着病人,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
在征得病人家属同意后,张仲景?经过研究,先为病人针了几个穴位。几天后,妇女慢慢好了起来,疑鬼疑神的症状也消失了,又治疗了一段时间,病人就痊愈了。
那以后,一些穷人生了病,便不再相信巫医的鬼话,都找张仲景治病。
按照现代的话说,张仲景这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临床,就连他做太守的那段日子里,看病的时间也比“明镜高悬”的时候多。
公元168~188年,张仲景中了举人。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派到长沙做太守。
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怎么为他们看病?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他选定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把高堂变成诊堂,病人可以随便进来,他呢,就坐在明镜高悬的大牌匾下面给百姓把脉、诊治。
官府问诊的告示一贴出去,老百姓的热情几乎炸平县城,这位问案又问病的清官,算是在他们的心里扎了根儿。时间久了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人们不是去寺庙烧香拜佛,而是排在衙门前面,等着张青天给他们看病。一传十、十传百,连外省人都大老远的扛着行李跑来看病,由此也造就了大批的“长漂”。和当今“北漂”不同的是,大家都奔北京来是因为它是文化艺术中心,而当时的长沙由于张仲景的公德而引来了太多需要救助的人们,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文化现象。我觉得史料应该这样记载。
知道坐堂医生是怎么来的吗?就是从张仲景那来的,后来演变为对中医大夫的一种普遍称呼。
超越后人的张仲景
有位中医专家说:我们要想发展中医,不能向2008年进军,要向负2008年进军。负2008年?那不是让历史倒退回去吗?那还谈什么发展?然而现代科技成果的发表,真的就完全代表人类的进步吗?有些让我们沾沾自喜的所谓科学成就,是不是早在千百年前,就被古人们玩儿到不想玩儿了?
说到创新,我们的话题又得回到他仅存于世的《伤寒杂病论》。这部著作,除了记载许多经世不衰的经方、治法,还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第一次记载了通过人工呼吸对濒危病人进行抢救;第一次记载了药物灌肠疗法;第一次记载了胆道蛔虫的治疗方法。
源自1800多年前的“灌肠疗法”
虽然医学界普遍认为,是晋代的葛洪发明了器械灌肠法,用于治疗大便不通。但其实早在东汉末年,张仲景就已经尝试过用绝对绿色环保的自然灌肠疗法,治疗大便干结,有史料记载为证:
一个病人多日大便干结,不排便,吃不下饭,每天靠喝水维生,身体十分虚弱。张仲景检查后,确认病人是由高热引起的一种便秘证。
按说便秘一般属于实证,当时普遍使用的方法,是在方子中加入适量的泻火之药。但是病人因为长久没有进食,虚弱的身体如果再一泻千里,就算没有病死,这条命可能也玩完了。可不用泻火的药,任由热邪积在体内无法排除,让病人就这么一天天熬着也不是办法。眼看着病人一天天瘦弱下去,家里人天天以泪洗面。
怎么办呢?张仲景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做一种新的尝试:在家属们疑惑的目光中,他将蜂蜜在锅中微火煎成饴糖状,趁热捏成细细的长条,制成药捻子,然后慢慢地塞进病人的肛门。“蜂蜜”进入肠道后,很快溶化,润滑了肠道,过不一会儿,病人就顺利排便了。
一千多年以后,各种栓剂的发明都延续了张仲景的自然灌肠法。
人工呼吸 咱们古人的智慧
有一天,张仲景外出,见到许多人围成一圈儿,张仲景走过去,挤进人群一看,地上躺着一个人,几个女人坐在地上哭得那叫一个惨。他跟围观的人一打听,才知道,地上躺着的人因为家里太穷吃不上饭了(估计还有其他因素,比如婚外恋什么的),一时想不开就把腰带吊在树上自杀了。
他死了不要紧,一家子连老带小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张仲景从围观的人嘴里得知:此人上吊的时间不长,他赶忙招呼周围的人把死者抬到屋子里去,放在床板上,再拿过几床棉被为他保暖。同时从人堆儿里挑了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指导他们蹲在死者旁边,一个按摩胸部,一个拿起双臂,一起一落地活动。张仲景自己则叉开双脚,蹲在床板上,用手掌抵住那人的腰部和腹部,随着手臂一起一落,一松一压。人们都觉得奇怪呀,这练的是哪门子的功法?人都死了还给做体操?
不到一个时辰,奇迹出现了,床板上的人睁开了眼睛。围观的人以为诈尸,跑了一大半儿。其实,这不过是现代急救中被广泛使用的人工呼吸,而张仲景在近两千年前就已经用这个方法让许多人起死回生了。
胆道蛔虫 活着撵出去
胆道蛔虫是公认的难治之病,曾见一网友在论坛灌水,恨恨地说:NN的,前几天突然腹部、肩部疼痛,去医院做了B超是胆道蛔虫。已经过了4天了,那个大畜生还不肯出来,昨天又痛了一阵,到医院又没事了,不晓得是死是活,怎么样才能把那个畜生弄出来噢,非手术噢。
其后数位网友跟贴,告诉他要是活的就用驱虫药,死了就麻烦了,非手术不可了。
其实对付这个“畜生”的方法,中医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了。
中医的蛔厥就相当于胆道蛔虫病,而张仲景在《伤寒论?厥阴篇》里有这样一段话:“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此为脏寒。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
除了将蛔厥的症状病理做了一个判断,张仲景还提出用乌梅丸来治疗蛔厥。乌梅丸由乌梅,干姜,桂枝,附子,蜀椒,黄连,黄柏,人参,当归,细辛十味药组成。乌梅是主药,重用乌梅酸甘化阴以滋肝,酸苦壅泄;黄连,黄柏,是针对相火旺盛而设,黄连泻心除痞,黄柏清热而滋肾除渴。附子,蜀椒,细辛温肾,桂枝,干姜温脾,是为脾肾阳气亏虚而设。党参调补中气,亦为补益后天之本。肝藏血,所以又用当归引血归经。如此治标又治本,张仲景的智慧可谓超越了无数现代人。
老祖宗的智慧,只在于我们想不想挖掘,这三个小例子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中医历经三千多年文明史,那宝贝还不多了去?仅张仲景的一部《伤寒杂病论》就把全世界的人都忙活坏了,译本、研究版本等达1700多部。
张仲景的思维既然超越了高智商的现代人,还在抱着脑袋比IQ的人们,何不腾出点儿时间温习一下古典,在古书残纸的余香中,寻找带有温度的经验与勤苦,那远比冷冰冰的唯物主义可爱得多。
这种温度,是除去超凡智慧结晶之外的一种大爱,是真正的人本关怀。从小事观圣人,没有这些精神操守,张仲景成不了医圣,更写不出从瘟疫中将人类拯救出来的《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不仅仅是一位医生,不仅仅是在医学上突破与创造的旗帜,他更是一种精神——医者,为民。只是在如今这个浮躁的年代,精神与物质,根本无法放在一座天平上去衡量了。
什么才是“辨证论治”?
对于中医的辨证论治,人们常常一头雾水。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和你的朋友同样得了感冒,找同一位中医大夫看病,抓药的时候却发现,你们两人的方药差距很大,有可能开给你的方药比开给你朋友的贵很多。
这个时候,医生会给你解释,因为你们两个人得的不是一种感冒,一个是风寒感冒,一个是风热感冒,根据中医的辨证论治,你们需要开不同的方子。但你还是糊里糊涂,你很希望有人来告诉你什么叫辨证论治,否则你总是不甚了了。
当患者困惑地听着中医师们为他们辨证论治时,可能并不知道这四个字对后世的中医学发展有多么重要。相同的症状,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何区别和选择呢?就要辨证。不仅仅是表面的症状,还要通过多方面的诊断(望闻问切四诊)和医生的分析(辨证分析)得出证候特点,才能够开处方。
其实辨证论治很简单,它的意思,就是经过望、闻、问、切后,再综合分析疾病的性质,因人、因病、因证来选方用药,这才符合变化的病情和不同体质的病人,才能做到药到病除。
辨证论治对后世的中医诊断、治疗起到绝对影响。但是这种方法可不是凭空想像的,而是张仲景在自己的临床经验中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有一次,两个病人同时来找张仲景看病,都说自己头痛、发烧、咳嗽、鼻塞。经过询问,原来这两个人都淋了一场大雨。张仲景给他们切脉后,确诊为感冒,并给他们开了剂量相同的麻黄汤,麻黄汤的功能是发汗解表,宣肺平喘。
第二天,一个病人的家属早早就跑来找张仲景,说病人服了药以后,出了一身大汗,但头痛得比昨天更厉害了。
张仲景一听,很纳闷儿,难道是我诊断错了?便赶紧跑到另一个病人家里去探望。结果另一个病人说,自从服了药以后,出了一身的汗,病好了一大半。张仲景更觉得奇怪了,明明是同样的病,服相同的药,为什么疗效却不一样呢?
他仔细回忆昨天诊治时的情景,猛然想起在给第一个病人切脉时,病人手腕上有汗,脉也较弱;而第二个病人手腕上却无汗,他在诊断时忽略了这些差异。
无汗的病人可以发汗,但是本来就有汗的病人,如果再服下发汗的药,不就更虚弱了吗?难怪病不但没好,反而病情加重了。
于是他立即给病人重新开方抓药,吃了新抓的药以后,病人的病情很快便好转了。
感冒本来是一件小事儿,但是这件事儿给了张仲景深刻的教训。同样是感冒,表证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应相同,所谓的表证,按照咱们普通人的话来说,可以理解成表面的症状,表现出来的症状。张仲景认为,各种治疗方法都需要医生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不能一成不变。
除了辨证论治之外,张仲景还提出了治疗外感病时的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将病邪由浅入深地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的症状特点并衍生出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用方和选药就可以局限在某一范围,只要辨证准确,方子的运用就会有很好的疗效。这种方法后人称为六经辨证,但此“经”绝不同于经络的“经”,它包含的范围要宽泛得多。
记得有一个药品的广告是这样说的:感冒了?快吃XXX啊,白天不磕睡,晚上睡得好。感冒就用XXX。
如果按照辨证论治的原则,我觉得这句广告词上面还应该加上一句:请问您是哪种类型的感冒呢?当然这只是笑谈,如果西药也辨证论治了,那世界岂不大同?
是辨证论治使得中医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也使我们每一个人在生病时,都能吃到针对自己病症的药。
许多老人家可能还记得,1956年,乙型脑炎在石家庄大规模流行的情形。当时中医用了张仲景的经方白虎汤,疗效非常明显;但是到了第二年,北京继发乙脑,按照在石家庄治疗的经验,北京也有大部分医院和医生用了白虎汤,疗效却很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能够做到大环境的辨证论治。
后来名医蒲辅
有人说,《伤寒杂病论》是针对当时医生不能具体分析,准确开方用药而著述的一部纠偏之书,其中许多条文都是针对所谓坏证,就是医生误诊后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纠正性治疗的。
这么说来,我们对于《伤寒杂病论》的研究和挖掘还远远不够,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许多非功能性的医疗事故,都是可以避免了吧?
了解了辨证论治,当你去看中医大夫时,就得长个心眼儿了,如果病也看了,药也吃了,就是病不见好,那么可不要责怪中医学的不是,你呀,应该回去问问那位中医:您知道张仲景吗?你做到辨证论治了吗?
如果他吱吱唔唔说不出话来,您可以换个大夫了。
与《伤寒论》的“忘年之恋”
在历朝历代的医家心目中,直至今日,《伤寒杂病论》的地位甚至超越了统领中医学的《黄帝内经》,被称为活人之书,方书之祖。
然而,战乱纷扰的年代,我们祖先的许多宝贝都流散到民间去了,《伤寒论》便是其一。
《伤寒杂病论》就在历史的长河中漂啊漂的,几转眼漂到了晋朝,被一个叫王叔和的人给寻着了,寻到以后王叔和就发了。这个王叔和又是谁呢?
王叔和,是晋朝的太医令,也是第一个爱上《伤寒论》和张仲景的人,正因为他的深爱,才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知道了张仲景,知道了《伤寒论》。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叔和看到了《伤寒论》的残页,其中记载的杂病部分已丢失,关于伤寒的记载也残缺得厉害。看着竹简上模糊刻录的方法、方剂片段,王叔和是越看越兴奋,越看越着魔。心想:这可是宝贝呀,怎么能就剩下这么点儿了呢?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把它找齐!
王叔和当时的官位,相当于现在的卫生部负责人,挺有权力的。不同的是,他也看病,而且医术也很有水准。他在当时就下了一个指示精神:调动方方面面的力量,到民间寻找《伤寒论》的手抄本,找全有关《伤寒论》的所有记载。以后他加以完善整理,使《伤寒论》最终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成为中医学的经典。由此看来,权力大,再加上有慧眼,真是为千秋万代造福呀。(在此,请允许后辈为您敬礼!)
而后又过了800多年,宋代翰林学士王洙,偶然从书库里翻出一本被虫蛀了的竹简,可以隐约看到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经过多位名医校订后,发现书的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则是论述杂病的。这后半本《伤寒杂病论》算是找到了,整理后更名为《金匮要略》。
今天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都是宋代的校订本。除去重复的药方,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后来,这两本书就一代代传了下来,成为不朽的传世经典。
回到当下,当现代人天天喊着要买六味地黄丸补肾时,张仲景却像个陌生人一样,被推拒在我们的心门之外。那些关于张仲景伟大的或传奇、或震撼的故事,早就被扔到云里雾里去了。
据一位在读中医学博士的朋友说,日本的中医界似乎更爱张仲景。不但日本药检局对凡是应用张仲景原方配制的成药一律给予免检,就是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占60%以上(还有一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而且他们在生产药剂时,完全按照张仲景的原方配伍,一丁点儿都不允许改变。
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张仲景的名字却鲜为人知。
《伤寒论》本出自中国,而对其研究历史最悠久,内容最系统,成效最显著的居然是日本,岂不悲哉!
随着宋版《伤寒论》在日本的出版(1668年),以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为核心的医学,形成了日本汉方鲜明的特色。从创立古方派的医家,到现代研究《伤寒论》的学者,皆视《伤寒论》为医学典范。
从好的方面去想,《伤寒杂病论》对日本中医界的深远影响,应该也算为中国人脸上贴了金;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想,当日本汉方界又一次在中药传承方面做得比中国更出色时,中国离失去中医到底还有多远?
南阳有个“医圣祠”
当药王孙思邈的祠堂庙宇遍布世界时,整个中国却只有惟一的一座医圣祠。它建在张仲景的故乡,南阳市中心城区东关温凉河畔。
医圣祠的具体建成年代一直无法考证,只知道明朝时,它就已经存在。
医圣祠里有个灵应碑,上面刻写着建成的缘由。充满传说的张仲景,连建祠也是源于一个奇妙的传说,这传说,还要从一个书生的光怪梦境说起:
崇祯元年,本来要去京城考试的冯应鳌感染了风寒,文弱的书生几乎病得快死掉了。一天半夜,有一穿着黄色袍子,头戴金冠的神人用手抚摸书生,居然使一个将死的人,病好了大半。这个人在书生心里的地位可就高了去了。他问:是谁让我得到了重生?神人自称是南阳的张仲景。书生又说,先生救了我,我要怎么报答您呢?神人就回答他,如果你要有心,就到南阳府东四里许,那里是我的坟,但是已经岁久湮没,荡为平地。意思就是说,他的坟墓时间太久了,已经成了平地。
他请书生为自己重新立一座坟墓。
书生的病又过了一段时间便彻底好了。于是他就背起包包,跑到了南阳,依照梦里所说的方向找到了已经变成菜地的仲景坟。
书生找到土地的主人祝氏,想跟他买下原属于仲景坟墓的那一小块地。为了表示诚意,他将自己的梦一五一十对祝家人说了,他们却认为他是疯子。祝家的菜地共有40亩,这个书生却只要买其中的一小块,地主质问他,你见过买绫罗锦缎的人,只买中间尺寸那么大的吗?书生很无奈,可是又能怎么样呢?打也打不过,骂也不是对手,只好带着对神人的愧疚转身离开了。
后来,科举考中的冯应鳌再次来到南阳,为神人立了一块灵应碑,将这件事儿从头到尾写了个明白。关于书生的梦,就在当地越传越广。
时光如水,岁月如歌。110年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南阳府丞张三异,募捐为张仲景建起了医圣祠。
几年前,河南有个叫孙耀志的中药人,在仲景故乡南阳的伏牛山下建了一座百草园,园中有座医圣山,塑了一尊
医圣山建立以来,每年的这一天,广场上人流涌动,所有来人三拜九叩,热泪流淌,呼唤着医圣的名字。这里有医者,有百姓,有被医圣的方剂救过命的患者,达十万人之多!
拥挤的人潮中,常有一位老奶奶,佝偻着背,拄着拐杖,在人流中艰难地挪动那双裹过的小脚。有人问她,您这么大岁数了,怎么也来跟着挤呀。老人笑了,缺少了牙齿的嘴,仍然绽出灿烂的笑花,她说:医圣爷功德可大了,我啥也不求,只图他老人家保佑咱们老百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那一瞬间,石雕的张仲景仿佛也笑了,那双看着百姓的眼睛,与伏牛山上片片火红的山茱萸相辉映。活着的时候,他用自己的双手救活了数百万的生命,现在肉身去了,也还有魂魄守着华夏大地,保佑亿万苍生。
相关链接:2007年7月28日,张仲景奖学金助学金签约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河南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河南中医学院、湖北中医学院、安徽中医学院在内的十所全国知名中医药院校签约,设立张仲景奖学金助学金,5年出资500万元,对10所中医药院校100名品学兼优的博士生、硕士生给予每年每人5000元的奖励;对100名学业优秀、家庭困难的博士生、硕士生给予每年每人3000元资助;设立每年20万元的“仲景杯”中医药文化知识竞赛奖。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